睹物斯人

生于斯,长于斯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今天一早,我和蕙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清史网执委石恭及向导阎明到距离北京125公里直线距离外的清东陵,拜访了大病初愈的清陵专家徐广源老师。 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四人对清东陵内数座不开放的“野皇陵”进行了实地田野考察。尽管后来老天爷下起大雨,山区的气温骤然下降至7、8度,脚下满路泥泞,眼前又有迷雾锁陵,不过我们还是坚持完成任务。 我这次最满意的是终于去到了(清穆宗)同治皇帝的惠陵。同治帝是慈禧皇太后的独生子,他即位一年后因为患上天花而驾崩(野史称死于梅毒),年仅19岁。他的陵寝之所以独特,主要因为惠陵是清东陵里唯一一座没有衔接到主神道的帝陵。 根据清代规章制度,各座帝王陵衔接东陵主神道象征着爱新觉罗子孙一脉相承,而惠陵没有衔接主神道究竟是何原因,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得性病而死,实属不孝,因此不让他的陵寝衔接主神道;也有人说他想要收回皇权而成为母亲慈禧皇太后的政敌,因此慈禧皇太后在他死后裁撤了神道及石像生的建造,想借此机会来侮辱自己的亲生儿子。 因为各种影视剧作品的影响,慈禧太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早已是标准的邪恶婆娘形象。不过在清代宫廷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慈禧皇太后多次到惠陵祭奠亲儿子的记载,据说清人私人笔记里也出现了她屏退左右,独自在惠陵里,因为思念早逝的儿子而挥泪的文字。 在档案里的慈禧皇太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年轻丧子的母亲。这样的形象和各种野史、影视剧作品塑造的“慈禧太后”、“老佛爷”有着天壤之别。或许这就是古代假新闻对历史人物的伤害吧。 历史之所以有趣,在于很多事件曲折离奇,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也需要经过层层的抽丝剥茧,从多个角度来检视,不容许半点的捏造,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到古人的前车之鉴。 这次的田野考察,除了同治皇帝的惠陵,我们还探访了惠陵妃园寝、孝庄皇太后的昭西陵和苏麻喇姑墓及老贵人墓。

提起香港元朗,很多朋友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元朗啊,一定要去那里买老婆饼,而且还要买恒香老饼家的!”,这可说是很多朋友对元朗的刻板印象。 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地方,对一般游客来说确实比较小众,而且前往的意愿也可能不会太高,但绝对为你提供新的视角看香江。 元朗旧墟,是一个由几栋两三层水泥屋或遭荒废的旧屋组成的小村落,网上资料一查,原来它的历史竟然可以追溯到两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八年(1669年),其中还有一条被称为“满清一条街”的长盛街,街上还保留了不少古建筑物。当我走进这个元朗旧墟时,刹那间,仿佛走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老香港,这里甚至有点像香港与世隔绝的后花园。 时光在此仿佛驻足,香港快速的发展似乎与元朗旧墟无关:有一位村民带着她的孩子,两人坐在入口处的老树下,妈妈用广东话给她讲故事,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老树旁有两间比邻的“士多”商店,两位商店老板娘正在聊天说笑,一幕幕乡间情景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 听一位老居民说,元朗旧墟很久以前是一个商业活动很蓬勃的地方,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到此做生意,各行各业的店铺占满了道路两旁,听着听着,仿佛可以遥想当年的繁荣景象。不过后来由于元朗旧墟土地供不应求,于是当地居民们到附近开辟了元朗新墟,元朗旧墟就从此逐渐衰落。 走进元朗旧墟不远处,可以见到一座门口上方写着“晋源押”的建筑物,这原来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当铺(已被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列为一级历史建筑),当然它如今早已人去楼空,但从虚掩着的大门望进去,仍可见到部份内部装潢。我上网一查,据说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故事”常设展区就是仿照“晋源押”而陈设的。 另一处值得去的是附近小巷里的“同益栈”,这可是香港现存唯一的清代客栈,其建筑年份已不可考,但一般相信建于英国殖民政府接管新界之前,至今应有超过110年的历史,同样也被列为了一级历史建筑。 同益栈建筑别具特色,它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龙门客栈”完全不同,携带刀剑的蒙面侠客早已纷纷离去,如今的同益栈已成为了普通民居,如果不是门上那三个黑色大字,又有谁会知道这座建筑的前世故事? 元朗旧墟里的时光似乎过得很慢,其他周围的建筑都基本上保留了淳朴的风格,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早已破败不堪、满地坍塌瓦砾的古屋,那仿佛是一种对时代变迁的无声感叹。 老实说,每每提到“东方之珠”香港,你的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是从维多利亚港望向对岸市区的天际线,还是在山顶上俯视香江的美丽夜景?又或许是香港茶餐厅里的港式美食令你流连忘返,也可能是旺角街上耀眼的霓虹灯让你记忆犹新。 但香港作为一个遍地故事的地方,其实除了买东西、吃东西之外,有时换个角度来看这颗东方之珠,又何妨呢?

有人认为出国的意义在于开拓视野,但“视野”的定义对每个人都不同,有人的“视野”在舌尖上,吃美食吃到爆炸💥;在于购物血拼,买买买,恨不得把在地每一件东西都搬回家,朋友则说我的“视野”很非主流。 趁刚过的周末,我来去了一趟香港,夜深人静的时候探访了位于九龙的爱民邨,这是全九龙城区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共屋邨,始建于70年代,1975年英女皇访港时也曾到此参观,可见当年香港政府对爱民邨十分自豪。 不过随着时光逝去,加上区内居民人口老化,爱民邨的昔日繁华早已不在,被取代的是陈旧感与转角处的破败。 这晚,我夜探爱民邨内的敦民楼,以前当意外记者时练就的武功没有白费,鱼目混珠地与其他居民混进大楼,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没有人对我起半点疑心。 进入这座楼高28层的大楼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口天井,整座楼呈现“口”字建筑格局,这样的设计被命名为“双塔式大厦”,因为天井的缘故,坊间也普遍将之称为“井型公屋”。 这个天井的优点是保持空气流通,而且每层每户大门都是互相对望,因此若有偷窃发生,容易让人发现,故其设计上具有保安功能。 可是!可是无论从高处往下看或从低望向高处,都令人感到非常不安,据网上资料显示,这里成为了不少有意轻生人士跳楼自杀的地方。后来外加其他因素,香港政府已于80年代停止在新型屋邨兴建双塔式大厦。 从1999年至今,已有十多人在此跃下丧命,最近的一起就发生在上个月21日,一名老妇疑因病厌世坠楼身亡,他们跳的楼层不一样,坠地点却同样就在脚下的这块四方地。。。然而,我很喜欢走入这样的地方,因为它能让我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一个更接地气的香港。 接近凌晨,我们离开敦民楼时,走着走着,同行友人忽然流鼻血,我赶紧四处张望,却没发现有任何性感尤物出现,我想,这应该只是巧合吧!

吃在香港,那就好比是談了一場令人回味無窮的戀愛。我穿街走巷,專走不尋常路找不知名的美食,也有好朋友帶我去被人趨之若鶩的名店裡吃,但令我驚訝的不是什麼山珍海味,而是香港廚師們的烹飪技巧和用心。 我在香港每天的行程大概就是吃和走,走累了就吃,吃飽了就繼續走,幾乎每頓都點兩份,吃到嚇壞幾家餐室的伙計,我想這應該就是「能者多勞」的體現吧,難得千里迢迢來到香港嘛! 從天水圍街邊隨便一家燒臘檔的燒肉、叉燒、白斬雞、灣仔檀島咖啡餅店的蛋撻、叉燒燒肉公仔麵、凍奶茶、還有香港島西營盤金記冰室的咖哩牛腩、雞扒、豬扒乾撈麵或著名的「英記麵家」的牛腩麵,一路吃到離島長洲,品嘗島上的特製魚蛋、墨魚丸粉麵。 我忽然發覺香港的飲食味道比較偏重一些,好比香港人的愛恨分明一樣,味道(愛恨)十分明顯。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我想一方美食也可能影響一方人的思維方式和性格。就算是相對來說比較清淡的燉湯,也能讓你的舌尖喝到湯的鮮甜,而舌根又能同時品嘗到湯的濃郁。 這些日子以來,我的舌頭和這些美食發展了刻骨銘心的愛情、兩者至死不渝,臨別依依總是令人難分難捨,回頭一望再望。烹飪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它應該是食材選用、前人經驗、古人知識、今人用心的結合。真的不是說用最上等的名貴材料就能煮出令人無限回味的味道,如果沒有用心和精湛的廚藝,鮑魚也會煮得像肥皂,而這樣自封的“美食”也只是商業上的自吹自擂。 如今我開始瞭解為什麼美食家蔡瀾看不上本地的豬肚湯了,所以號稱「美食」談何容易?要讓人吃飽又要吃好更是難上加難。 這次我在香港每天都吃到爆炸💥,這場戀愛談得遍體鱗傷,但我無怨無悔,想必,我也是一個愛恨分明的人。  

彩虹邨是我這次香港行最後一個到訪的公共屋邨,其實還沒踏進彩虹邨,就先在彩虹站被那里五顏六色的月台“彩壁”所吸引。 彩虹邨建於1962年,是香港最早興建的公共屋邨之一,比新加坡獨立還要早。巧的是,為彩虹邨開幕的港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rown Black)之前就曾担任英屬新加坡總督,時任勞工陣線黨魁馬紹爾為首席部長,但說至此也有些扯遠了。 彩虹邨位於黃大仙區牛池灣,從著名的黃大仙祠(嗇色園)可以步行到此,不過我去的那天豔陽高照,熱死寶寶了,所以我還是選擇搭地鐵過去。也想到彩虹邨的朋友可以搭乘港鐵觀塘線到彩虹站,然後根據站內指示抵達目的地,途中還會經過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這間圖書館佔據了牛池灣市政大廈的第五和第六樓,雖然我去的那天是平常週日,來看書的公眾還算不少,而這裡的書籍也種類繁多,拿本書選擇一個靠窗的座位還能看到遠處的獅子山。我在其中一個架子上看到新加坡開國元勛拉惹勒南的回憶錄,隨手一翻就翻到了他撰寫新加坡信約的部份,可能因為人在異地吧,讀了那兩三段后竟然心裡有點感動。 這裡是一個相當老舊的住宅區,我穿過牛池灣街市,這裡就像我們的濕巴剎,賣豬肉的攤販用粵語笑著對顧客大嬸說:“幾點了,怎麼這麼遲才來?”,這樣的熙攘聲在菜市場里此起彼伏,卻一點也沒有和這裡的一景一物產生任何不協調。 彩虹邨裡各幢大樓均為彩虹色外牆,這是彩虹邨最大特色,也是攝影愛好者的拍攝熱門地點之一。雖然區裡某些角落已經略顯老態,但五顏六色的彩衣仍賦予了彩虹邨動感活力,消除了新舊間的差異。

泰国曼谷是本区域的旅游胜地,泰王宫、还有暹罗的购物中心肯定是不少新加坡人的必去地点,还有唐人街更是很多吃货们的美食天堂,但曼谷有一个很另类的博物馆,不知道你是否也曾去探访过。 诗里叻吉医院(Siriraj Hospital)位于湄南河岸边,是泰国皇室成员寻求医疗时首选的医院,泰王蒲美蓬或拉玛九世据说曾在此养病长达5年。这个另类的“尸体博物馆”就是该医院附设的博物馆,为医疗专家、工作人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整个博物馆分为六个展示区,最“重口味”的就是解剖学博物馆和法医学博物馆。 在解剖学博物馆内,有大约10多具婴孩的遗体被浸泡在装有防腐剂和药水的大罐子里,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上和被解剖器官的细节。这里全是一些畸形、两头婴、心肺不全的婴儿标本,让科研人员可以进一步了解畸形婴儿和幼童相关疾病的形成等。 最主要的展品还是在法医博物馆展区内,这里的情况更糟糕,除了有各种不同死法的相片外,更有各种凶器、死者被切断的头颅、断掌、断脚、半边头、被子弹穿过的头骨等等。有些人骨上还留下深刻的刀痕,我想所谓“恨之入骨”或就是如此。 不仅仅这些,无论是自杀、谋杀、意外或自然死亡的,这里都一一有相关标本,包括了泰国当年食人狂魔Si Quey的尸体,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50年代后期,Si Quey在泰国谋杀了至少六名儿童,并残忍地吃掉他们的心脏和肝脏,他认为吃了这些儿童器官将让他变得更强壮。Si Quey后来遭警方逮捕,并被处于绞刑。 离开尸体博物馆时,很多人都会感到心情特别沉重,思绪可能还会有些混乱, 张开口却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但过一阵子又会开始反思很多事情,内心可能开始对死亡有些改观了,有时大脑被震撼一下不是件坏事,至少可以刺激思考。 或许,死亡并不可怕,反正我们也不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将何处去,但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去生活,输出正能量点亮自己和别人,至于其余的就交予天命。 下午三点,我走出博物馆,看见了阳光,还有好端端的四肢来逛泰国,还可以张口品尝泰国美食,嗯,活着真好。  

     我听说这座小山丘原本默默无名,只因为大约400年前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迫使明朝最后一任君主崇祯皇帝在此上吊殉国,让景山从此“出名”了,还蒙上一层幽幽的悲壮,就算时至今日,在残阳照耀下,仿佛还能见到1644年那天的惨状。      当时的景山叫做煤山,据一些史书上记载,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后,认为吊死崇祯帝的老槐树有罪,于是派人在树身上栓上一条大铁链,并称它为“罪槐”,同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示对崇祯帝的尊重。      那棵老槐树就在景山脚下,不过今天大家看到的却是后来补种的,原本的那棵“罪槐”经不起数百年的岁月摧残,已于1966年枯萎“伏法”了。如今,游人们经过这里缅怀古人时,还能看到一座书写着:“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这是故宫博物院在1930年请书法家沈尹黙写的。      我也曾在史书上读过这么一段,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大雨,躲避在一棵树下,因为这棵松树“护驾有功”,被封为“五大夫松”。      同样是树,命运却如此不同。其实一切都是人在搞的鬼,管这些树木什么事呢?它们又懂什么功过之别?人类的恩恩怨怨却要无辜的树来代过受罪,有时读历史,读到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深感唏嘘不已。    

     2013年末,冬天的北京十分寒冷,白天的气温最高也只有10多度,走在大街上感觉鞋子里面仿佛有免费冷气,连那前门大街的树木也被冻得光秃秃的,但就是不下雪。      这天我带着朋友一同在老北京胡同里穿街走巷,目的地是一处非主流旅游景点,甚至很多老北京人也不太确定它在何处,我们要去的是靠近广渠门内的袁崇焕祠和墓。      袁崇焕,这或许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的名字,但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里的主人公袁承志,就是他的儿子。故事大致上说,袁崇焕为明朝带兵组织清朝入关,但最后反被陷害行刑,以致袁承志流落江湖并拜倒华山派门下,他学习了武功,日后计划闯皇宫为父亲报仇。这个剧情自然是编造的,连“袁承志”也是虚构人物,可是袁崇焕被皇帝冤杀的事情却是真的。      明朝末年,各地烽火四起,朝廷疲于应付东北崛起的满洲铁骑,和将要打到北京城的李自成起义军,袁崇焕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蓟辽督师。他在阻挡清军(当时称为后金政权)方面立下了赫赫战功,据说清太祖努尔哈齐就是在一场对垒他的战役中受伤身亡,先姑且不论是否属实,但可见袁崇焕的出现,为原本犹如日落夕阳的明朝带来了希望。      可惜,就是这么一位英雄人物,最后还是中了努尔哈齐继承人皇太极的计谋,被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召回京师,没多久就以“通虐谋叛”的罪名被判凌迟处死。      据记载,袁崇焕被行刑之残情令人毛孔悚然,当时北京城里的人都认为他真的和敌人通敌卖国,竟然纷纷生吃他的肉,以至于没有人敢为他收尸。直到太阳下山后,才由袁崇焕生前一名佘姓部将把他收敛,并安葬在今天北京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也开启了佘姓后人世世代代为袁崇焕守墓的美谈。      经过了一番寻找,我们终于在GPS的帮助下找到袁崇焕祠和墓地的位置,灰色的砖墙令它看起来很不起眼,要不是门外上写着:明代民族先烈袁崇焕墓,我们恐怕还需要再找一阵子。      这里十分幽静,没有故宫那种人潮的喧嚣声,也没有成千上万游人们的“盛况”,而售卖门票的竟然就是当初那位佘义士第十七代后人佘幼芝。她说,整个祠与墓已被政府接管,因此无法再继续为袁崇焕守墓,但她仍坚持到这里来工作,用另一种方式守护袁崇焕。      袁崇焕祠的布局很简单,只有一主二偏殿,其后便是袁崇焕之墓。主殿内挂有袁督师的画像,还有他亲笔写下的“听雨”石刻、康有为题写的《明袁督师庙记》手书等珍贵文物。      通过主殿后门进入墓园,能看到两座坟墓,正中间的坟碑上写着:“有明袁大将军墓”,是1831年道光十一年由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写,而一旁则有另一座较小的墓,它的主人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替袁督师收敛遗体的佘姓义士,这两座墓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但如今已回复肃穆,让游人来此凭吊忠魂。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花市斜街。原是广东义园旧址。   (照地图中方向走,从广渠门地铁站过去比较方便)  

文:沈斯涵       走进清西陵,那里没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磅礴气势,也没有游客熙熙攘攘的吵杂声,这里有的只是庄严肃穆,虽然很多地方已年久失修,大红墙上的漆已脱落,但,寻访者或许要的就是这种陈年的破败感,仿佛就是一段真切历史的见证。      今年1月冬天,我到访清西陵,记得抵达雍正皇帝的泰陵时已下午4点,我在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员邢宏伟老师的带领下,拜访了这座迄今285年的皇家陵墓。      清朝12位皇帝中最富有争议性的恐怕要属雍正皇帝了,种种关于他的隐秘传说好比一层层神秘的面纱笼罩在他的身上,让人很难看清的他面目,更不要说是要给雍正帝下一个定论。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随着不同的影视及文艺作品纷纷以他为主角,大家更以为这位皇帝平时就是嗜血如命,残忍成性,同时又是一位大情圣,成天躲在后宫周旋于不同嫔妃之中,然后一方面派“血滴子”出外杀害兄弟及朝中异己,大家仿佛对他没有很好的印象。但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是不是就如同大家说的一样呢?      先做个介绍,雍正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在位时设置军机处加强了中央集权,推行不少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打击官员们贪腐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对史学家们称为的“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雍正帝确实有他的历史贡献。      雍正帝葬在清西陵里的泰陵,和后世子孙嘉庆帝、道光帝和光绪帝的陵园散布在永宁山下,而泰陵是整个西陵中最宏伟壮观的陵园。雍正帝生前曾下诏不为自己的陵墓修建石像生和神道,但他好大喜功的儿子乾隆帝不但为泰陵补建了石像生和长达2点5公里的神道,还在神道面前建造了中国目前对大的三座石牌坊。      关于雍正帝的陵墓有这么一个传说,说雍正帝在父皇康熙帝病重的其中一个晚上,喂他喝一碗“人参汤”,了结他的生命,然后篡改传位遗诏,从自己同母弟弟皇十四子胤禵手中把皇位抢过来。而后他因为愧对自己的父亲,不愿依据“子随父葬”的传统,把自己的皇陵建在清东陵,于是到别处另辟皇陵。谣言传得煞有其事一样,难道,真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不然,而且还很荒唐。      邢宏伟老师说,雍正帝登基后原本想要在清东陵寻找一处风水宝地,起初也想葬在父亲身边,但可惜负责勘察地点的大臣却回奏说那里情况不太理想,所以才会辗转在易县“落户”建陵,而这些都是档案中都有明确记载的:  “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之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 ——《雍正朝起居注册》       后来葬在清东陵的乾隆帝陵墓出现渗水的问题,道光帝还为此把已经在东陵建好的陵墓全部拆掉,搬到了清西陵去,事实证明了雍正帝做的决定不无道理。      史料上的记载直接粉碎了谣言之说,他能够在康熙帝三十五个皇子之中脱颖而出,是一系列政治角力的结果,弑父夺位也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但当然关于他的谣言还有不少疑点,加上年代逐渐远去,想要把历史真相拼凑在一起,恐怕还需要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      思绪,再次回到泰陵,四周仍然一片寂静,偌大的皇陵里竟然没有一个游客,几只乌鸦耸立在大殿的脊梁上,似雍正帝的贴身侍卫,在守护着他的万年吉地。     说来也真是奇怪,清朝覆灭后,清东陵里多个皇陵惨遭浩劫,几乎所有的墓地都被盗掘过,唯有在西陵,只有光绪皇帝的崇陵被盗墓者“光顾”,其余的全部幸免于难。     也就是说,雍正帝的陵墓里所有的陪葬品还在,所有的秘密也都被尘封在泰陵地底下。有人说他因为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文字狱,被主角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潜入宫中杀害,还把他的头砍下来带走,所以泰陵地宫的棺椁里是一具无头尸,需要乾隆帝用一个金头代替父亲的头颅。     虽然史学家们都认为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微乎其微,但事实胜于雄辩,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能进入泰陵地宫一探究竟,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     此时已近黄昏,泰陵明楼在彩霞余晖的衬托下显得有些醉人,还是那片宁静,仿佛就是雍正皇帝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那种冷漠,我望着他坟头上的参天老树,无处不透露出这座墓主人生前的苍凉。      雍正帝非常勤政,单单在雍正元年就批阅了1万498件奏章,次年就更多了,是1万3327件,并且还要在奏折上批示,批语有时比奏章本身写得还要长,恐怕还真没什么空余的时间躲在后宫当情圣。难怪清史研究奠基人孟森这么评价他:  “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明清史讲义》       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勤政的君王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雍正帝,甚至有一派学说认为他的死因是过劳死。      随着夕阳渐渐没入山间的树林中,我们一行人坐上之前来时的车上,必须在天色变黑之前赶回梁格庄行宫(清西陵文管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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