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物斯人

今天开始清假，如不出意外的话，直到明年1月初才复工，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古代官员的封印制度。 众所周知，印信是历代王朝权威的象征，是古代公文的唯一行政信用凭证，只有加盖印信的公文才具备行政效力，《大清律例》注明：“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意思是没有盖印的话，就不要交上去啦。这与道教的符箓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符纸上都能看到不同神明的印信。 根据清朝康熙年间规定，所有官员每日公务结束后，必须亲眼看着印信入匣，而在使用印信时要亲见印信被取出。下属加盖印章时，官员也得在旁监督，不能让印信远离自己，而下属用印后也要报告盖印的数量。不仅如此，官员必须随时把印匣的锁匙带在身上，甚至提防家人偷取，由此可见印信在古代对官员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从汉朝到清朝，朝廷都规定了官员公休制度，汉代的“五日一休沐”（休沐：休息洗沐，犹休假。）常规性假日延续到元代，而明清时期公休假期则紧缩，明朝取消了常规性休沐假期和大部份节假日。到了清朝，仅剩下存封印制度成为官员一年内唯一的公休假期。当然，“工作狂”雍正皇帝每年只给自己放一天假应该属于例外，他执政13年，一共也只给自己放13天假。如果是今天的打工仔，那根据人力部规定就是违规到掉渣了。 所谓封存印信，意味着政府停止处理公务，官员进们入休假状态。根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政府在顺治元年（1644年）首次颁布了封印典礼的大致流程： “每岁封印开印，先期礼部札钦天监择吉具题，行知内外各衙门。” 封印仪式成了高级典礼，文武官员都要把印信供奉在正房当中的桌案上，然后率领全体人员对之扣头行礼，最后再把写好的“封印大吉”红纸封条黏在印匣上面，前后为期一个月，也就是开始放假一个月。 封印仪式结束，官员可以暂时卸下公务，我们可以从不少当时官员们的文集、私人笔记或日记中，看到他们与同僚聚饮、拜访相互道贺等活动的记录。例如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满族官员富察敦崇，就详细描述了封印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汉族官员孙宝瑄也记录了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印交班讫，遂衣冠以待。会沈雨老至，群登堂揖贺。在邮司与同僚射灯谜为戏”。 这与我们今天同事之间下班后聚餐聊天，喝几杯小酒相似，古人的生活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多姿多彩，但本质上差不到哪里去。 此外，清朝统治者也尽量保证官员们在封印期间得到充分休息，与家人团聚。好像在雍正十三年年底，直隶总督李卫想进京面圣，恭贺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一个元旦令辰。可是乾隆爷批复叫李卫不用来了，让他留在保定（直隶总督的府衙所在地）和家人团聚，享尽天伦之乐。而在封印之后不久，就要进入庆祝农历新年的准备阶段了。 当然，封印休假一个月也不是绝对的。为了避免政府瘫痪或国家政务停顿，顺治二年时，朝廷就规定官员普遍休假的情况下，还是必须“要务立办”，确保政务运行有序。不过虽然朝廷规定封印期内若遇到要紧事，还是必须马上办理，但没有写清楚什么才是“要务”。于是通过档案、官员的日记等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必须、马上、立刻、现在办理的要务主要包括：军务、重大民生事项（例如赈灾、命案、殴斗等）及关系到王朝安危的事情。 其中例如发生命案，地方官员绝对不能等到开印之后再处理，必须马上进行调查、派仵作验尸、搜集证据、审问疑犯等等；有人斗殴，必须马上验伤、处理一切调查工作，不可能等到一个月后人家伤口愈合，黑青肿胀都好了才来办案。 有学者指出，不同官员在封印期的实际休假状态也有差异，有勤政爱民的官员在封印后仍劳心于细事，孜孜为民。 光绪二十一年，广东陆丰知县李平书谒见巡抚马丕瑶，得到马丕瑶夸奖： “君于封印后，不惮劳苦，为一古庙整顿僧规，可见平日孜孜为民矣。吾入粤境遍访州县，无一若君勤民者，真好官也。” 旋即被“奏保循良，传旨嘉奖”。 这里说的是广东陆丰知县李平书拜见巡抚马丕瑶，想和他讨论有关整顿一间古庙的事情。马丕瑶认为从这件小事能看出李平书平时为国为民，并且评价说在广东境内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勤劳的官员，之后还请皇帝下旨嘉奖，给他工作好评。 古代的通讯设备不如现在发达、先进，朝廷还需要通过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等方式和各省督抚、官员沟通，而如今老板要找员工绝非难事，只要一通电话、一个WhatsApp信息或一封电邮，下属绝对没有装傻、装迟钝的理由。不过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人们对做事情，尤其是官员处理公务的态度都不应该有逃避的心理，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哪怕是在休假期间，只要是重要、紧急的事情，就应该优先处理。这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皇帝老板的嘉奖或丰厚的表现花红，而是一种对待工作本身的专业态度与尊敬。好啦，开始放假了，不聊啦~

每逢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新马泰等地的华人社群都会举行隆重的九皇爷诞辰庆典，在此期间，各地以祭祀九皇大帝为主神的道教庙宇香火不断，周围都会立起黄旗、黄布条。据老一辈新加坡人说，本地早期的九皇宝诞庆典十分热闹、规模庞大，仅此于农历新年，这些盛况也能从不少黑白旧照片、旧影片中得到证实。 不过相对于九皇爷或九皇宝诞庆典的来历，很多人就有些说不清楚了。本地不少夜间报在刊登庙宇庆典广告时，附上的简介一般都采取民俗说法，即九皇爷相传是九位反清复明的义士，甚至有说他们是清朝乾隆年间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和他的儿子、结义兄弟、部将等等，说法不一，但可惜起义失败被杀，于是后人们将他们神格化，成为今天拥有众多信徒的九皇大帝。 而九皇爷的信众在此期间身穿白衣白裤，腰缠黄布条，据说就是为这些反清义士戴孝。但如前文 所述，九皇信仰应该源自于远古的星宿崇拜，道教经典《北斗真经》中认为九皇大帝是北斗七星星君，加上外辅和内弼两位星君的合称。因此如果九皇爷是九位反清复明的义士，也就是间接说在清朝之前没有九皇宝诞，那岂不是缩短了九皇信仰源远流长、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这又与史书中的记述不相符合。 郑成功+玄天上帝神像=明朝？ 但是昨晚我到访后港斗母宫，友人陈贤达道长告知庙里神龛内，竟然有一尊相信是本地绝无仅有的郑成功神像，而中间坐着的正是玄天上帝。须知，玄天上帝是道教神仙谱系中，掌管北方的大神，同时祂也被誉为大明帝国的护国神明；“国姓爷”郑成功则在台湾建立政权后，曾吸纳大量明朝遗臣为下属，并且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清朝对抗，因此后港斗母宫与“反清复明”的故事似乎隐约有点联系。 再者，该庙正殿前方有一副对联：“日昍晶𣊭弄里羡慕，月朋𦜳朤定乾坤。”对联开头数个字分别以“日”和“月”为主，“日”、“月”合在一起就是“明”，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副对联其实是一幅“反清复明”的旗帜。后港斗母宫的祖庙是位于槟城的香港巷斗母宫，该庙已故李茂盛道长曾说，该对联的读音是：“日月精华龙里羡，月朋浪荡定乾坤”。不仅如此，从斗母宫的建筑格局看来，比如大殿神龛背后有两扇窄小的侧门，十分隐蔽，不易被发现，而这道门则通往神龛后安奉九皇香炉的“八角楼”，大都戒备森严、外人不得随便出入，这也与洪门帮会的私密性质相吻合。因此加上后港斗母宫大殿前的对联，似乎能够确定庙本身和当时反清复明的秘密帮会有着密切关系，但这仍不足以证明九皇大帝就是反清义士的说法。 少林寺曾反清复明 这让我不禁想到上周末在一场线上导读活动中，分享了嵩山少林寺也曾和反清秘密教门组织有关，甚至还窝藏清廷缉捕的要犯，在清朝初年与清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张。反观在明朝时期，明朝政府对少林寺多有封赏和建设，所以少林僧人对之感激万分，将所习武艺报效朝廷，多次协助明朝军队镇守边防、对抗沿海倭寇的侵扰，甚至还帮忙镇压农民起义，所以心存恋明情结的少林僧众对取而代之的清朝不无幽怨，这亦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随着清王朝的统治日益稳固，少林僧众对“反清复明”已不抱幻想，恋明情结日趋淡化，他们也逐渐明白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慧皎著，南朝梁代高僧）的道理，深深认识到与清朝政府不睦，不利于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了解历代王朝，通过宗教来“暗助王道”的道理，开始调整对宗教的管理政策，不仅可以避免身怀绝技的少林武僧铤而走险，危害自己的统治，又可以借助少林寺为禅宗祖庭的特殊宗教地位，对其他佛寺施加影响。 于是这种对立关系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转变：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亲笔御题“少林寺”匾额，至今据说仍挂在少林寺门上；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下旨大规模整修少林寺，乾隆皇帝也在乾隆八年（1743年）御赐一套《大藏经》，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巡游少林寺。所以很可惜，电影《火烧少林寺》、《少林五祖》里面轰轰烈烈的武打片段，只不过是编剧们天马行空的创作，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 远去的历史 斗转星移，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这些都已走入历史，无论是天地会还是红花会，也已不复存在，“反清复明”的口号如今一般只在影视剧作品中出现。其实台湾明郑政权被清朝军队击败后，包括天地会、小刀会等主张反清复明的组织仍然积极活动，一些人后来逃往南洋各地，继续宣扬反清复明的思想。当然，还是会有人对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深信不疑，毕竟它们在民间流传甚广、甚远。 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一些史料的缺失，很多事件真相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后港斗母宫究竟是否和反清复明有关、又与当时的秘密帮会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恐怕连历史学家也不一定能够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轮廓，而这也不禁令人对其中的来龙去脉感到好奇不已。或许，这就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后港斗母宫新启用的网站：https://kewongyah.org.sg/zh/ 参考书目：1. 《九皇圣迹：后港斗母宫》，徐李颖著 2. 《古史新探》，程民生主编 3. 《试论嵩山少林寺与清政府关系之演变》，赵长贵著 *注：部份照片摄于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

说起武吉布朗坟场，不少人或许知道这座包含了超过10万座坟墓的墓园，（据信）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华人坟场。不过就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里，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穷乡僻壤”，竟然隐藏了东南亚保存最完整、占地面积最大的日本人墓地公园。 数周前和前同事，前《联合晚报》摄影主任吴庆顺大哥（我们尊称为Uncle Shafie）相约，从高文中心结伴一路步行前往，抵达时小弟已经大汗淋漓。 虽然之前上网查探，得知这里有大约910座坟墓，但当一座座带有日式风格的坟墓映入眼帘时，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被轻轻震撼到了。 根据史料与文献记载，坐落于杨厝港泉和道洋房区内的日本人墓地公园，原本是一片橡胶园，园主深田三郎（同时也是一家日本妓院老板）将7英亩的园地捐出来，并和另外两位妓院“同行”向英国殖民地政府申请，将此用于埋葬因贫困而客死异乡的妓女。 我拎着刚买不久的微单相机在一座座坟墓中行走，偶尔阵阵吹来的微风将墓园内的九重葛吹落：绿油油的草地、灰白的日式坟墓、满地紫色的九重葛，我身历其境，却差点忘了按下快门。 这些日式坟碑虽然大同小异，但也有一些较特别的，例如有在墓碑上安放佛像的，也有把墓碑上方做成“尖头形”的，等等。 远渡重洋讨生活的日本妓女 我虽不识日文，但还能依稀从这些墓碑上看到“大正”、“明治”等字样，那是大日本帝国上两个世纪前，正在“养精蓄锐”的年代，其中明治也是日本施行一世一元制（一个君主在位期间只使用同一个年号的制度）的首个年号，明治天皇在任内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史上称为“明治维新”，是当时亚洲推行改革之中，少数成功的国家之一，将日本推上了列强之路。 不过，眼前这些座墓碑的主人，大部份恰恰就是在这个时代来到南洋的。 根据网上资料，这些来自日本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被称为“唐行小姐”或“南洋姐”，她们大多因为家里贫困，被迫背井离乡讨生活，这种社会现象在明治末期达到高峰。更有资料显示，虽然这些日本妓女大多将所赚的钱都献给了国家，帮助日本用于发展军事，可被看成是为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打下了经济基础，但随着日本崛起，她们却被视为日本的耻辱。 日本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说过：“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日本人对‘南洋姐’的别称）。” 据说南洋当时一片繁荣景气，新加坡也成为了南洋姐们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较多集中在武吉士、海南街一带，不过当年的红灯区早已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及（疫情前）游客流连忘返的娱乐、商业中心。 当然，斗转星移，这些都是发生在大约一两百年前的事情了，人世间早已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的变化。 战犯们排列整齐的墓 时间再向后推移一些，大日本帝国开始对外进行武力扩张，一路势如破竹南下，北平、上海、南京、香港、台湾纷纷沦陷，然后日本皇军借助泰国攻进马来亚，再继续长驱直入，直捣新加坡、印尼。 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日本人墓地得到了修葺，不少战死的二战日本士兵也安息与此。墓园内的日军坟墓也包括了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他是第18任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长子，也是裕仁天皇的近亲，“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还是他的得力部下。 不过寺内寿一是在二战结束后，病死于马来亚柔佛的战犯关押处的。据说，他在接到缅甸被同盟军收复的消息后中风，病情相当严重，后来日本战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甚至无法亲自出席在原政府大厦（今与前最高法院大厦，于2015年改建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前举行的投降签约仪式。 再后来，有一名日本宪兵高官准备向盟军和盘托出日军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寺内寿一听闻此事后非常激动，引发第二次中风，次日一早就一命呜呼了。可是被列为甲级战犯的寺内寿一也因此逃过被审判的命运，他的另一名部下板垣征四郎（代表寺内寿一签署投降书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末在东京一所监狱内被绞死。 除了寺内寿一，他周围还葬有在樟宜监狱被处决的日本战犯遗骸，真不愧是日本皇军，那大大小小挤在一块的坟墓，远远望去仿佛像一支支军队，高矮有序，依然等级森严，好像仍在继续拱卫这位昔日的老上司。 我想，这些军人与战犯在日本人心目中，应该会被奉为英雄烈士吧？但他们人生的终点站却和一众妓女葬在同一座墓地里。但所谓光荣，又何谓耻辱？ 想起了136部队的陈崇智老先生 走过这一排排日军的坟墓，和日军战死者纪念碑时，我不禁想起多年前曾在已故陈崇智老先生的丧礼上进行采访，当时他的亲人得知我喜欢历史之后，将他灵前的一本书《我与一三六部队》赠与我。 陈崇智老先生是一名抗日战士，在新加坡沦陷后加入136部队，后来在1944年执行任务时，他与林谋胜烈士及多名136部队成员被日军俘虏。这本书中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如何在囚禁期间遭受酷刑： “经过断续二个多小时的逼供，忍受着掌掴、鞭打、拳殴、脚踢或棍击等无情地折磨，踢伤了我的脊椎，毒手槌击我的胸脯，我缩成一团蹲伏在地，任由鞭挞，痛得我眼前一阵昏暗，仆倒昏迷过去。” 日军不仅对反抗者残酷无情，对待普通百姓的残忍程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我外祖母回忆，她的父亲就是因为耳背，没有遵照指示向站岗日军鞠躬行礼，竟因此被对方用枪杆活活打死。有一些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对日据时代的恐怖记忆、对日军的冷血至今仍感到愤怒难懈。 我又想想，这些残忍的日军中，是否也有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选择从军的？当中是否有一些稍微比较有点“良心”的呢？应该也有吧，在《我与一三六部队》这本书中，陈崇智老先生就提过几位似乎本性还不算太坏的日本军官。 当然日军在战争中所发下的罪行确实罄竹难书，单单在新加坡进行的肃清大屠杀（又称大验证）就造成了25000-5万名左右的华人被杀害。资料也显示，很多日本年轻的士兵都是受到了当时政客们的洗脑与影响，而选择加入这场战争，要用生命为天皇老爷的荣誉和大日本帝国的辉煌奋斗，例如战死的近3000名神风特工队青年队员，搭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只是暂缓了美军的攻势，根本无法扭扭转战局。 最后，世界历史总要翻篇，难说人们能否随着时间而放下仇恨，但先烈们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教训，我们后辈应该铭记于心，珍惜此刻来之不易的和平，也不能将之视为必然。 坟场内有名的人、无名的魂 在这日本人墓地公园里的910多座坟墓中，不仅仅只有士兵和妓女，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平民百姓”，例如从斯里兰卡科伦坡前来新加坡途中，因肺结核病死的日本小说家二叶亭四迷；首名定居新加坡、也是第一位环游世界的日本人——山本音吉；信仰回教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日本陆军谍报员——谷丰，等等等等，他们都在这片不大不小的墓园里占有“一席之地”。 偌大日本人墓地公园里非常宁静，然而这片宁静中却充满了不少震耳欲聋的故事！ 一座座碑身上，字迹逐渐被岁月消磨殆尽，甚至有些墓碑连文字记录都没有；曾经在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他人国家的日军，他们的坟墓；为了谋求生活而远渡重洋来到新加坡，最后又无法回到故乡的日本妓女，还有很多埋没在历史长河里，默默无名的墓主人，由于大部分缺乏史料记载，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们生前详细的人生事迹，只有这些白灰色的墓碑，证明他们曾经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间，雨落无痕般地存在过。 就像中国知名作家余秋雨在《这里真安静》中写道的：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余秋雨在《这里真安静》里写的就是90年代初，他在已故老报人韩山元（我们报馆年轻一辈都都尊称他为“山叔”）的带领下，亲自来到日本人墓地公园之后的感想。 结尾 尽管是一片墓园，但由于近来夏日炎炎，恰逢全岛九重葛万紫千红盛开的季节，墓园里的拱门紫花盛开，这里似乎成了网红们竞相拍照的打卡圣地，随处可见女游客们拿起手机玩自拍，有时也能见到一群摄影爱好者，簇拥着不断搔首弄姿的美女模特猛按快门。 看着眼前这一幕幕，与坟场似乎不太协调的情景，我不禁莞尔一笑。 不过历史终究有其重量，希望更多人来此拍照之余，也不忘了解一下日本人墓地公园背后的历史故事。因为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只是成为一个打卡热点，我们也才能赋予这片墓地更大的意义，它们的历史意义更突显了和平与幸福，并不是一块从天而降的馅饼。 离开前，又吹来了一阵风，树叶间顷刻间沙沙声作响，我心里酝酿了一首诗，以纪念今天此行。 《一地的寂寞》 于是多少年以后， 当曾被注视过的繁华， 轻轻地从纸上走过。 仅剩下天涯 和那飘落一地 的 寂寞 。

清朝皇帝中不乏重感情的，其中像顺治皇帝就是一位被人津津乐道的多情帝君，在作家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常常当选首席男主角，天马行空地叙述他和董鄂妃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大侠所著《鹿鼎记》中对顺治皇帝的描写。 《鹿鼎记》里的顺治皇帝是一个配角，说的是“小玄子”康熙皇帝发现父皇因为经不起董鄂妃去世的打击，竟然弃皇位而到五台山清凉寺落发为僧。为了保护父皇，康熙皇帝派遣武功低弱、时任御前侍卫副总管、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韦小宝带少林寺高手前去护驾，后来韦大人还因此事被捉到神龙岛，但这还是后话。 但这段背景故事并非空穴来风，是清初四大疑案中著名的“顺治出家”，多少年来让人如雾里看花，有人绘声绘影、言之凿凿，还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顺治皇帝的坟墓。这在主流的清史研究学者看来，自然是无稽之谈，徐广源老师和不少清史专家就曾在多部著作中力证顺治皇帝是感染天花而病死的，死后确实葬在清东陵内的首陵——孝陵。 徐老师举证时引用的档案包括清朝官方编纂的《世祖实录》，还有曾参与顺治皇帝丧礼并为他守灵的郑宸所著《青琱杂记》等史料，力证顺治皇帝并没有“离家出走”，不爱江山爱美人地遁入空门。种种关于顺治皇帝之死的谣言犹如现代社会中的假新闻，虽然与史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因为故事曲折离奇而吸引人，在民间流传甚广。 顺治皇帝专宠董鄂妃 不过这并不代表顺治皇帝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让他“情圣”的形象瞬间破碎，恰巧他就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帝王。据史载，他遇见董鄂妃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和以往不同，可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史书说董鄂妃让顺治皇帝一改荡习，有一次顺治皇帝下旨不上朝，董鄂妃立即规劝，表示“愿殿下毋以倦勤罢”。顺治皇帝接受她的劝导，并“频频视朝”（见《清稗类钞·世祖自撰董妃行状》）。董鄂妃就是用这种方式，以襄助夫君治国安邦为务，勉君勤理国政，成为了现代人常说“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可惜好景不长，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660年）因为丧子之痛，加上身体衰弱，不敌病魔逝世，年仅22岁。接获噩耗后，顺治皇帝的世界仿佛完全崩塌，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顺治皇帝寻死不成，就想要当和尚，反正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了，但被母亲孝庄文皇后所制止，只是无奈死神的身影早已渐渐靠拢顺治皇帝。这位少年天子感染了天花，两月后病死于紫禁城养心殿内，在这个世上只活过二十四个春秋。 朝廷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刚刚才办完董鄂妃的丧事，没想到又得连忙举办皇帝丧仪，火化梓宫后，安葬于孝陵地宫。这也是清朝诸位皇帝中，除了末代皇帝溥仪，唯一进行火葬的皇帝，还有人说他的陵墓内只有三个骨灰坛，因此逃过了被盗掘的厄运。 清东陵的首陵——孝陵 2019年4月，我再次造访清东陵孝陵，这一切正是我眼前这座皇陵的墓主人的故事。可能因为顺治皇帝的名气稍差于儿子康熙皇帝、曾孙乾隆皇帝，还有后来的慈禧皇太后，导致来到孝陵的游客人数寥寥无几。 不过正是这么一座人气较低的皇陵，它的恢弘令人赞叹不已啊！它的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备，为清朝诸陵之冠，而孝陵的建筑规格也为后世清代皇陵奠定了基本格局。此时的孝陵在夕阳余晖下，金黄色的瓦片覆盖在血红色的墙上，加上蓝天白云的衬托，更令人感觉到它的威严与肃穆，但随处可见的破败又同时为这座皇陵增添了几分沧桑。 我走进孝陵的神道碑亭，伸出手轻抚那表面早已光滑的神道碑，上面用了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皇帝的庙号和谥号，尽管已经过了近四百年，但字迹仍清晰可见。 整座清东陵几乎都被盗墓贼翻过了，“东陵大盗”孙殿英假借军演之名，对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加以盗掘，东陵内大小陵寝也没逃过其他盗墓者的恶爪，但只有顺治皇帝的孝陵“奇迹般”地被保存至今。 有人说是因为他的陵墓地宫中只有3个骨灰坛（还有孝康章皇后及孝献端敬皇后），而笃信佛教的顺治皇帝生前也曾明确表示不要厚葬，所以这么多年来逃过被盗的命运。同行友人笑说，可能与他生前修佛积德有关，但徐老师曾在书中写过，幸好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对清东陵进行全面保护，不然再过几年，孝陵也会不知面对如何的命运。 写于距离清东陵15分钟车程外的马兰峪镇  

深夜读史，见史书记载了这么一段清世祖顺治皇帝向一位和尚说的话：他说自己很不幸，五岁时父亲（即清太宗皇太极）就去世，母亲（即孝庄文皇后）因只有他一个儿子而对他较为溺爱，从小疏于管教。 当时顺治帝年幼即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把持朝政，他似乎没有半点想要把权力交还给侄儿的意思，因此也没有安排小皇帝接受教育，就这样让他“游戏人间”直到14岁，但没想到多尔衮后来暴毙，顺治帝才方始亲政，亲自治理国家大事。 不过问题就来了，这时的顺治帝仿若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少年，而面对满朝文武大臣们呈上来的奏章时，他完全读不懂、看不明白，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选择励精图治，想要发奋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 除了处理朝政，顺治帝说他利用剩余的时间来勤奋读书，每天凌晨3至5点就起床学习，用了9年时间才追回之前所失去的，他还为此曾经读书读到吐血！ 给予现代人的启示 以上这段对我有不小的启发，一是从古人身上，我们看到只要有恒心、毅力，坚持努力不懈，终究会学有所成，顺治帝可说是从一个近乎目不识丁的小少爷，通过自身努力而成为一位精通满汉文化的少年天子。 另外，他说自己是独生子，因母亲过分溺爱而缺乏管教，其实这和时下很多父母亲是一样的，我就见过不少人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是天才儿童，在教育方面甚是宽松，殊不知这样做恐怕反而会让孩子日后遭受更多的困难。 读罢，抚书临窗，外头是如此宁静，但这史书上短短几行却在我脑海里弹出了多少涟漪，我们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来读历史，因为书里充满了古人的智慧，能成为现代人在困境、黑暗中的盏盏明灯。 不过如果阅读者自以为是，或纠结于某些莫名其妙的牛角尖，那就真的是浪费时间了。 （“上一日语师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  

按照清代皇家惯例，皇帝所有的嫔妃去世后一般要葬在皇陵附近，而这块墓地会被称为某陵妃园寝。清圣祖康熙皇帝文治武功样样行，他的名气在清朝诸位皇帝中要算是名列前茅了，后宫嫔妃人数众多，单单葬在景陵妃园寝里的就有48人。 最特别的是，有另外两位康熙皇帝的妃子——悫(què)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却获得独立建筑妃园寝的殊荣，到底是这两位妃子有什么过人之处，还是她们与康熙皇帝之间有着电视剧中那般至死不渝的爱情，因此得以独立建陵？ 这种种的猜测让不少文学创作者得到灵感，也让很多人有了遐想的空间，但很可惜，真实的历史又和这些爱恨情仇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根据史书记载，景陵双妃园寝是康熙皇帝之孙乾隆皇帝感恩幼年时在皇宫里，曾受到这两位妇人的抚育，而在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下了一道手谕，亲自命令建造的，开了独立修筑妃园寝的特例。双妃园寝是清代所有妃园寝中等级、规格最高的一座。 乾隆皇帝在这道谕旨中说：“朕自幼令，仰蒙皇祖慈爱，抚育宫中，又命太妃皇贵妃、太妃贵妃提协看视。两太妃仰体皇祖圣心，恩勤备极周至。朕心感念不忘，意欲为两太妃千秋之后，另建园寝，令王大臣稽查旧例。” 王大臣奏称：“古有另建园寝之制，今若举行与典礼允协。”于是乾隆帝“朕奏闻皇太后，钦奉懿旨允行。可传谕该部，于景陵稍后附近处，敬谨相度，择地营造，其规制稍加展拓，以昭朕敬礼之意。” 原来早在康熙六十一年，当时只有12岁的小弘历被父亲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巧妙安排在皇爷爷康熙帝面前出现，据说他还背诵了北宋文人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使得皇爷爷对这个聪颖过人的皇孙倍加赞赏，并决定将他抱进宫里抚养。 康熙皇帝当时指派了稳妥、善良的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充当小弘历的保姆，并由这两位妃子精心护理他在宫里的生活起居。 斗转星移，等到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都驾崩、乾隆皇帝继位，她们仍健康活着， 乾隆皇帝为感念二人的抚育之恩，因此为双妃单建陵园，以表敬仰之意，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典范。 劳苦功高又长寿的皇太妃 第一位入葬双妃园寝的是佟佳氏，谥号为悫惠皇贵妃，生于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封为贵妃，在康熙晚年（不立皇后、皇贵妃情况下）负责主持后宫事务多年，后来在雍正二年（1724年）晋为皇贵妃、乾隆元年（1736年）晋尊为寿祺皇贵妃，死于乾隆八年（1743年），享年76岁，同年葬于双妃园寝。 她的身世非常显赫，出身于满洲镶黄旗，是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的二女儿，而佟国维就是康熙皇帝生母孝康皇后的弟弟，无独有偶的是，她后来也和姐姐一起嫁给了表哥康熙皇帝。她姐姐就是康熙皇帝第三任皇后孝懿皇后，不过可惜红颜薄命，她在这个位子上只当过一天就病逝了，不像自己一直活到了乾隆初年。 乾隆八年，佟佳氏薨逝后，有大臣提议辍朝五日，乾隆皇帝却下令辍朝十日，由此可见这位皇太妃在他心中的分量。 另外一位墓主人则是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是康熙皇帝所有嫔妃中最后一位离世的。她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比康熙皇帝还小29岁，17岁的时候被封为和嫔。徐广源老师在《大清皇陵秘史》中曾提过，康熙皇帝的嫔妃中有很多人入宫多年一直到死也得不到册封或没有封号的，例如雍正皇帝即位后发现宫中有一位属于老爸70多岁的低级嫔御，直到康熙皇帝驾崩连一个贵人名号都熬不上，一直是个常在，雍正皇帝即位后才把她升为贵人。 而这位瓜尔佳氏入宫不久就被封为嫔、成了主子，册文中也称赞她“德蕴温柔，性娴礼数”，表明了她是一位性格温和，知书达礼的女子，因此受到了皇帝爱戴。瓜尔佳氏被封为嫔的第二年，就为皇帝生下了一个女儿（皇十八女，后夭折），须知在那个时候能够为皇家生儿育女，那是多大的荣幸、多大的宠爱呀。 每逢瓜尔佳氏生日，乾隆皇帝都会隆重庆祝并赋诗祝贺，对于这两位奶奶辈的双妃，乾隆皇帝是极其尊重孝养，当佟佳氏死后，双妃只剩一妃，乾隆皇帝在悲痛之余，更感到贵太妃瓜尔佳氏健在的可贵，于是在佟佳氏死后不到三个月就晋尊瓜尔佳氏为温惠皇贵太妃，使她达到了妃级的顶级，仅次于皇后的尊位。 瓜尔佳氏在佟佳氏去世后，在宫里又生活了25个春秋，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她走完了86年的人生旅途，成为康熙皇帝55位后妃中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谥号为惇怡皇贵妃。 如今双妃园寝保卫森严 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双妃园寝至今仍然屹立于景陵东南方1公里处，并且被保护单位严密保护起来。2019年4月初，我和友人特到此处探访，却遭到清东陵管理处保安人员的拦截，并表示一概外人不得接近。 我上网查阅，发现原来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但这些皇陵仍然面对盗墓贼的威胁，就在2015年10月31日，双妃园寝附近的景陵妃园寝就遭到盗掘，所幸当地公安机关迅速逮捕7名犯罪嫌疑人，追回12件被盗文物。 但我还是不死心，心想：千里迢迢从新加坡到这里，岂能就此轻易放弃考察陵寝呢？于是我和友人偷偷地爬上双妃园寝周围的山丘上走一圈，期间不时还听到陵园内传出的狗吠声，想必是陵园里的“恶犬”敏锐地听到我们的脚步，我们停下脚步往里头望，恰巧见到好几只凶猛的狗也正在盯着我们。 有人说，历史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但我却恰恰相反，认为历史是过去式，但遵循历史的规律，我们却能大概看见未来。 历史长河中能够让我们借鉴、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例如通过这些历史人物故事，我们又能看到多少和眼下社会相似的地方？所有的人间冷暖、伦理道德、恩怨情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过去了，但相似的故事总是不断在世界各个角落轮番上演着。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高宗实录》《大清皇陵秘史》（徐广源著）、《清代帝后的归宿》（于善浦著）。

香港一向给人繁荣、现代，还有典型“买东西吃东西”美食天堂、购物天堂的印象，可是殊不知在这一切繁华的背后，都有一道道深厚的历史柱石在支撑着。 2017年11月我到香港时，好友罗樂然（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知道我好 “历史味” ，特地带我到位于九龙城，探访一个名为 “宋王台” 的纪念石碑。 相传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朝蒙古大军攻破，年幼的皇帝宋端宗赵昰和宋少帝赵昺在朝臣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人护送下南逃，可是元军统帅伯颜一心想对宋朝皇室斩草除根，因此一路穷追不舍。 后来宋元两军在今天的广东新会发生“崖门海战”，双方据说投入了军队30多万，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没，南宋正式灭亡。1279年3月19日，丞相陆秀夫见已经无法扭转颓势，便背着刚满8岁的宋少帝赵昺跳海殉国，少帝母亲杨太后听说此消息，感叹南宋复国无望，同样选择投海自杀殉国，这一件件悲壮的事迹被后人载入史册。 据网上资料指出，后来附近的百姓在一块可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相传宋端宗赵昰曾在此岩下洞内休息），刻上“宋王台”三字，巨岩被称为“圣山”(Sacred Hill)。可惜在二战香港日占时期，日军为了扩建启德机场而炸毁这块岩石。 尽管扩建机场的工程还没完成，日军就已经投降，但后来接管的港英政府因为空运需求增加，最终把圣山夷平，巨岩残骸则被移到新建的宋王台花园展览，从1960年开放至今。 我继续查找资料，也有说当年崖门海战之后，宋少帝的遗骸漂到今天深圳赤湾附近，被一位僧人发现，并从他身穿的龙袍认出是宋少帝，于是将他就地安葬。这个从照片中看起来不像帝陵的宋少帝陵现为深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到此追古凭吊一番。 罗Sir说，清朝覆灭时，一些忠于大清帝国的“亡国臣民”移居香港，他们并不认同共和体制，也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感到失望，因此还会定期到宋王台来怀念清朝，因为宋王台就代表了中国封建帝制的象征。 今天，宋王台仍然伫立在九龙城马头涌一角，我依稀记得当时那里的游客不多，而它就寂静地注视着这几百年来的改朝换代，以及香港天翻地覆的变化。 历史往往让一些人感到很沉重，但细读之后又被它深深吸引及感动。这个“景点”一般人可能只会待20分钟吧，但我却在宋王台前注释良久，没想到这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大石头，背后竟然承载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心想：如果它能说话，它将讲述说多少尘封已久的往事？

  人们往往把县官（知县）称为九品芝麻官，说的就是这个官位很低，低到只有九品、芝麻绿豆那么大，但很可惜，这样的说法有些错误。“知县”也是我们戏剧里常见到的“县太爷”，这是古代中国县级行政区里的最高官员名称，掌管了所辖区域的行政、司法、审判、税务、兵役等大权，而且也不是九品，是堂堂正七品官衔。 今天我们到平遥旅游时，能在古城中心见到一座平遥县署。据介绍，它始建于元朝，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我是在2018年4月到平遥的，由于当时正值清明节假期，平遥古城里游客人潮汹涌，无论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 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出”，这里的“公门”指的就是衙门，意思是只要一张状纸送进衙门，就会身遭诉讼之累，不过今天的游人已经不管这些了，只要购买张套票，包括平遥县署在内的几个景点都可以随意进入。想必当年曾在此衙门中办公的县太爷不曾料到，自己的衙署有一天竟然会有如此多人进来游览。 按照封建社会多年行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这道理和紫禁城位于老北京城正中子午线上是一样的，而在县署平行不远处就是平遥城隍庙。城隍爷被道教尊奉为“剪恶除凶，护国安邦”，并兼领阴曹地府诉讼事务，成了县城的守护神。 根据明朝规定，所有新知县在上任前，必须先到当地城隍庙斋宿一夜，以聆听城隍爷的教诲，后来的清代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典章制度。 平遥县署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保留了前院审案的大堂等办公场所，还有后院住宅和花园，整体规划和紫禁城的前朝后寝规制相似，就连关押犯人的监狱也被完整保留下来，每天固定时间都有县太爷升堂断案的节目表演，十分有趣，想要了解明清县官制度的朋友可以前来这里参观。 天理国法人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平遥县署内的大堂之后，还有一个被称作为二堂的地方，知县除了每天上午大概9点在大堂审案、办公，这里审的案件都是大案，比如什么谋财害命、什么杀人放火都是在这里处理的。 在二堂则是审理一般民事纠纷的地方，而在二堂大门前挂了一幅门联： 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 其寸心无愧不负斯民。 友人阎明是地道的平遥人，他指出，下联里的“愧”字少了一点，“民”字则多了一点，寓意要父母官对百姓多用点心、少一点愧疚。此外，在二堂对面的梁上正中央挂着一个匾，上面书写着：“天理国法人情”，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处理司法案件的基本精神。 我觉得这块匾就挂在县太爷座位的对面，这是要给县太爷审理民事案件，准备做出裁判时看的，时时刻刻提醒县太爷，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裁断百姓之间的纠纷。 不过纵观历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出色的父母官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庸碌无为的县太爷，也有不少贪赃枉法的衣冠禽兽，打着朝廷的令牌来鱼肉百姓，什么警示名言、什么座右铭，在亮灿灿的银子面前，这一切也只是摆设品罢了。 骇人听闻的冤案《淮安奇案》 清朝嘉庆年间就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淮安奇案，在《清仁宗实录》中曾提过此案，由于案情曲折离奇，有时还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事情发生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安发生水灾，朝廷拨款赈济灾民，候补知县李毓昌改任“查账委员”，到淮安核查赈灾款项。当时在位的知县王伸汉私吞公款，原本他想要贿赂李毓昌，一起瞒骗朝廷，但被刚正不阿的李毓昌拒绝。为了避免东窗事发，王伸汉一不做二不休，动起杀念，竟然勾结李毓昌的三名仆人李祥、顾祥及马连升，把李毓昌毒死，然后用绳索绞其尸首，谎报为上吊自杀。 岂料，前来为李毓昌收尸的叔父李泰清发现侄儿尸体有异状，更怀疑李毓昌为何会莫名其妙上吊自杀？于是他将此事告知李毓昌的妻子，恰巧后者发现了李毓昌遗物中写有：“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的文稿，两人立刻得知李毓昌被谋害，上京向皇帝告御状。 此事直达天听，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人重新验尸，发现李毓昌着实被人毒死，他亲自指挥调查，后经过刑部数次追审，此冤案才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嘉庆皇帝亲下谕旨，李毓昌的仆人李祥、顾祥及马连升出卖主人，行为尤其可恶，全部凌迟处死。 其中尤以李祥为首犯，命将其押解到李毓昌墓前，先进行一次刑夹（又称“拶指”，中国古代一种夹手指的刑罚），然后就地处死，然后摘心致祭。此外，贪赃枉法的王伸汉则因为贪冒赈灾银两，“法无可贷”，并且谋害职官，“贪黩残忍”被处于“斩立决”。 尽管此案在当时曾一度肃清官场的邪气，但还是无法阻止大清皇朝走向衰败的颓势，此为后话。 结尾 平遥县署规模不小，除了县太爷上班工作的区域，后面还有他一家人生活的地方，若有时间真该仔细瞧瞧，千万别走马看花般地瞎逛，这里的展览资料也十分丰富，让访客能够深入了解不少与知县相关的知识。 浩瀚的历史长河时而如潺潺流水，有时又涌现惊涛骇浪，里头隐藏了不少如李毓昌冤案的事件，等待有心人去发掘、为后人讲述这些早已被时间遗忘的故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雍正皇帝被许多影视剧作品刻画成一个阴险、淫荡、邪恶、不务正业的帝皇，尤其是邵氏早期的电影，例如《血滴子》（1975年，由台湾演员韦宏、陈观泰、汪禹主演），该片讲述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大兴文字狱，命御前侍卫制作血滴子，实行血腥镇压的故事。 再到近几年，《甄嬛传》、《步步惊心》等则改变思路，将雍正皇帝塑造成一个深情男子，成日泡在后宫的女人堆中，终其一生纠结于各种感情漩涡。 总之，有关雍正皇帝的各种影视形象都有，而在学术界也有人提出雍正皇帝杀害亲生儿子的说法，进一步坐实了他“阴险、狡诈、残忍”的罪名。 “杀子说”中的皇子指的是雍正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即乾隆皇帝的哥哥弘时。在连续剧《雍正王朝》（1997年，由大陆演员唐国强饰演雍正）中，弘时为了和弟弟弘历争夺皇帝宝座而计划派人暗杀他，更勾结父亲的政治宿敌“八爷”胤禩（雍正帝的八弟）企图篡夺皇位，不过行迹败露被雍正皇帝下令自尽。 故事精彩绝伦，也符合了大家对雍正皇帝行事辣手的形象，但事实真是如此？ 历史上的弘时死时24岁，葬在清西陵内，但由于生前没有封号，因此陵寝只能被称为“阿哥园寝”，所谓阿哥就是清代对皇子们的统称。他的经历和其他皇子比起来显得比较特殊，这又是为何？ 原来弘时曾因“年少不谨，行为放纵”被消除宗籍，也就是把他从皇家的宗谱里除名，还把他过继给了“仇人”八爷当儿子，两人的父子之情彻底断绝。 那到底是什么事让他们父子感情走到这种地步，各种档案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史学家考核，很可能是因为弘时自知争储无望，因此变得非常消极、言语也十分不恭敬，在情感上甚至逐渐靠近和他同样争储失利的八叔胤禩。 老爸雍正皇帝对此自然不悦，愤怒之下把他过继胤禩，后来胤禩因犯事失势而全家被削除宗籍，弘时自然也受到牵连，最后抑郁而终，作为雍正皇帝长子（之前两位幼殇），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无不令人唏嘘。 所谓帝王家，放到今天也是同一个理，即往往只要出现有权力或利益冲突，感情就会变得淡薄。父子、兄弟、夫妻，各种关系的亲戚为了各种原因对簿公堂；也有人尸骨未寒，后人就立马把财产争得你死我活，这类事件又何尝不时有所闻？ 写至此竟已有些扯远了，弘时的阿哥园寝不在主流旅游点之列，加之并未对外开放、大门深锁，到这里的访客寥寥无几，但清西陵文管处仍然对它进行严密保护与维修，这也是对古迹的一种尊重与保存。 阿哥园寝的所有建筑都用灰色布瓦盖顶，在清朝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皆用黄色琉璃瓦盖顶，亲王园寝则用绿色的琉璃瓦盖顶，到阿哥园寝就不能用琉璃瓦了，只能用灰色布瓦，相当于普通老百姓。 不过如果要找到一点令人欣慰的，就是后来继位的乾隆皇帝还是感念兄弟的手足之情，为弘时建造一个园寝，墓地的规格也比他那些早殇的弟弟们高一些。长眠于此的除了弘时，还有他的儿子永绅和弘时早夭的弟弟福沛。 即将离开阿哥园寝时，同行友人都先后走回车上，但我仍然依依不舍停留在大门前的月台，脑海思考着：百年之后，什么恩怨情仇，什么荣华富贵、权力斗争，最后能留下来的还有多少？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清西陵档案解密》（耿左车、邢宏伟、那凤英著） 《清西陵史话》（徐广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