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物斯人

​    这几张照片是去年12月初在北京十三陵拍的，当时正值严冬，白天为零下温度，数天前下的白雪还未融化，但抵挡不住我们这几个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到山里乱闯，试图找寻掩盖在荒草间的古迹。     明十三陵坐落于北京郊外天寿山下的小盆地，共葬有13位明朝皇帝，但目前仅对外开放不到两座，即长陵（明成祖永乐皇帝陵墓）大殿、昭陵（明穆宗隆庆皇帝陵墓）地面建筑和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陵墓）地宫可供游人参观，以至于不少人以为到了其中一陵，就已经逛完了整个十三陵。     在这偌大的山谷里，13座帝陵在天寿山下依序排开，尽管我和Andy、振宇两位友人一大早就动身，想在一天内去完所有帝陵，但到太阳下山为止，我们也只探索了6座皇帝陵和3座陪葬墓。 ​     途中不仅要在荒山野林里乱窜，我们还在明熹宗天启皇帝的德陵外被一群凶巴巴的野狗家族追赶，当下想起不能立马拔腿就跑，反而需装着诺无其事，缓缓地走回车上，再一次训练了我的野外求生技能和胆量。     冬天日短，夕阳很快就来了，最后又是一阵舟车劳顿回到市区里，虽然整天下来有点累，还想起为了节省时间，早餐没吃，而午餐只是一包薯片充饥，大家早已饿得像条狗，但精神上感觉十分充实。     当晚，与友人到北新桥一家老店吃卤煮火烧，天黑后气温又下降不少了，幸好有肉汁与热汤暖胃，至少此刻，外面大街上的寒冷暂时与我无关。     很高兴今天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实地考察，探索历史。感恩，也希望未来还有不少这样的机会。🙂🙏 初稿：2019年12月6日 于北京南锣鼓巷，蓑衣胡同5号院内​​​​  

说起陵墓，很多人都会避而远之，但我最近到北京，特地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往深山里找寻一个被人们遗忘很久的清代郡王墓。 这已是我第二次造访，第一次是今年春天去的，由于这座“野陵墓”是不开放单位，因此我们只能吃闭门羹，铩羽而归。 这次还是同样情况，但幸亏同行的友人“有办法”，我们通过“非正常方式”得以进入这座陵园，一探这座古墓内到底有何玄虚。 这座陵墓俗称“九王坟”，墓主人是孚郡王爱新觉罗·奕𬤝，他是道光皇帝第九子，四哥奕詝是后来即位的咸丰皇帝（慈禧皇太后的丈夫）、六哥奕䜣是晚清著名的恭亲王、同母的七哥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而他自己则是默默无名的王爷，一生中没有太过突出的表现，后来在33岁时病故。 不过由于奕𬤝是光绪皇帝最嫡亲的叔叔，生前养尊处优，死后也哀荣优隆，所以墓地建筑也颇为精致，只是如今荒草丛生，部分陵园建筑物如石桥等等都被杂草掩盖了，不清楚陵墓规制的人恐怕容易错过。 九王坟不对外开放，里头的古迹曾经遭受破坏，更在1937年被盗掘，东西配殿已经荡然无存，但正殿隆恩殿、碑亭、宝顶大致上还是保存完好，建筑群屋顶为绿色琉璃瓦（只有皇帝及家族成员用黄色琉璃瓦）。孚郡王的陵寝规制自然不可与清东陵、清西陵的帝王陵相提并论，但整个王陵规制轮廓清晰， 《清史稿》对奕譓的叙述像写个人简历一样，只是对他哪一年升什么官、哪一年加封什么爵，做了一篇流水帐的记录，所用字数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奕譞。 由此可见，奕譓就像大多数普通王爷那样，了无建树，懵懵懂懂地过了一辈子。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或许就是他有一个强大的亲爸爸。 奕譓没有后人，过继给他的儿子命运也不好，不是早亡，就是得罪慈禧太后，丢爵罢职。可就是这么一位毫无名气、英年早逝，子嗣也不兴旺的王爷，居然在人烟稀少的小村里留下了这么一座保存较好的古建筑群，也是一件怪事。 其实古往今来，每个人的命运、际遇和造化都不同，我想人生嘛，尽是如此。 此次与三位友人一同拜访九王坟，其中两位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博士生，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此行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收获非常丰富。 接下来我们还前往了距离九王坟不远的七王坟，这就是赫赫有名，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生父）的陵墓，到底这里又有什么发现呢？留着下回分解吧 😃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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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老往北京跑，除了办“清史网北京考察团”，也因为渐渐熟悉了这座城市，开始对它产生了感情，就像对香港和曼谷一样，因此每年都会去探望老朋友一趟。 这次我探访了不少新的地点，像之前在写过的“回头赑屃”、北海公园里的“小西天”、还有卢沟桥、藏在妙峰山里的七王坟、九王坟等，也重游了一些老地方（自然少不了故宫、南锣鼓巷等）。 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而每次的新发现都让我学到很多新的知识，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重新看待历史。 走得多，看得多，学习的也多，我这次去北京的收获和买的书一样，非常丰富。

  在不少中国式建筑物前，我们常看到驮着的石碑的乌龟，这些“乌龟”正确的名字其实叫做赑屃（bì xì），相传是龙生九子中的老六，喜欢负重，有齿而且力大可驮负三山五岳，也属于吉祥瑞兽的一种，因此多为石碑、石柱基座及墙头装饰。 在清朝皇帝所有陵寝中，通常在皇陵前的圣德神功碑亭里就能看到它的踪迹，它们背后驮着的石碑上就刻上了皇帝的谥号（满、蒙、汉三种文字）。此外，赑屃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它们总是吃力地向前昂头，四只脚看似拼命挣扎着要向前走。 最近我去了一趟北京，特地和友人相约到京城郊外的村子探险，想要找寻一尊世上独一无二的“回头赑屃”。从网上一些图片可看出，这尊赑屃的头并不像其他赑屃一样昂首向前，而是向左回眸，如此造型实属十分罕见。 由于卫星地图上并没有“回头赑屃”的坐标，因此我们必须到现场勘察，在荒山野岭中探路，虽然途中碰到几个村民，但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怪物”存在。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还是有一个较年长村民一听我们的描述，马上脱口而出：“啊！那个回头王八！我知道！”。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又跨过了一处田地，稍微攀过了靠近一个小山崖的土墩，才看到“回头赑屃”和一些人工建筑物的身影。 这尊全中国独一无二的赑屃附属于刘秉权墓，根据史书《八旗通志》（第七册卷一八八，名臣列传四八）记载，刘秉权是清朝汉军正红旗人，1644年跟随清军入关为兵部主事（大概就是在国防部打工的，是清代品级制度中较小的底层办事官员），后来官运亨通，出任广东巡抚（二品大员），不过在剿灭潮州叛乱时积劳成疾，最后病死军中。 刘秉权担任广东巡抚数年，政绩斐然，因此康熙皇帝亲自下诏：“抚粤有年，实心任事。近以潮逆负固，督兵进𠞰，得获炮台，招复三县，克奏肤功。不意积劳成疾，遽尔奄逝，朕心深为悯恻，下部从优议恤。”，其中康熙皇帝还说希望他能长寿，但不幸溘然长逝，虽说是客套话，还是道出了皇帝的些许悲伤。 经过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刘秉权墓的地面建筑大部份已不复存在，而他的坟墓也早被盗掘，如今还能在坟包后面看到盗洞。此外，除了“回头赑屃”，墓地上还有两座华表，据说共有三座，但有一座已经被毁。刘秉权墓距离北京市区有些路程，还需要一番查找才能到达，但正因如此，现在的刘秉权墓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和破坏。 史书上有关刘秉权的记载甚少，他到底为什么会被葬在北京郊外，为什么坟前有一个“回头赑屃”，为什么赑屃是作回头状的，我相信这一连串疑问如今已无人能解答。 那天我站在刘秉权的墓前凝视片刻，刹那间仿佛和这位横跨数百年前的古人四目相对，我们相视许久却始终沉默以对。 这段历史有一片空白，但正是这片空白留给了后人无限遐想。  

2018年4月22日 静静坐落在北京城一条胡同里，杨椒山祠的大门深锁，从门缝窥探，仍可见里头杂物凌乱，处处破败不堪。上周我到帝都时，特地到此拜访，这个地方数年前被居民们占用，而如今他们已被北京市政府腾退，据说日后将进行维修，并作为博物馆开放。 谈到杨椒山祠，我想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说起“公车上书”，或许就会吸引到一些人侧耳倾听。此话怎讲？原来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清朝政府因甲午战败与日本帝国签订《马关条约》，这消息被当时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得知，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广东籍、湖南籍的举人发起联合行动，要到都察院上书直达皇帝，反对《马关条约》。据知，新加坡南洋先贤邱菽园也曾参与其事。 史料记载，康有为当时邀请了上百名在京举人到松筠庵集会，并且由他负责起草《上皇帝书》，梁启超等人再将这份文件分抄与分发，邀请其他举人签名支持。这个松筠庵的前身就是杨椒山祠，所以换言之，著名的历史事件“公车上书”就发生于此。 虽然“公车上书”遇到了官方的阻挠而以失败告终，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 之后，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因此“公车上书”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原来这么轰动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我眼前的这座老庙，想至此我内心不禁感到有些激动。 我后来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杨继盛，号椒山，是明朝著名忠臣，嘉靖年间权臣严嵩祸国殃民，杨继盛竟不畏权贵，给皇帝写了《请诛贼臣书》，里头洋洋洒洒历数严嵩十大罪状。不过严嵩将其上书扣压，并把他打入刑部大牢，任由锦衣卫折磨，3年后将他处决。杨继盛临刑前 还留下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死时40岁。同日，杨继盛的夫人也自缢殉夫。 杨继盛舍身为国的精神受到燕京士民的崇敬，人们将他尊为北京城隍，希望他能继续庇佑北京城里的百姓，而杨椒山祠就是杨继盛的故居，后来辗转成为了松筠庵，在清朝时期是文人、士大夫的集会吟游之所。 今天，杨椒山祠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里，这仅仅是北京一条普通的胡同，但未曾想象昔日曾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之处。我在杨椒山祠外饶了绕，只见屋顶上杂草丛生，历史曾经在此两度停留，一次是杨椒山尝试用自己的鲜血救国故事，另一次是晚清举人们“公车上书”保国的事迹，两次都把杨椒山祠载入史册。1984年，杨淑山祠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希望杨椒山祠能早日完成修复，除了让后人能到此凭吊，也能加深游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   后记： 1895年4月22日     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                                  举人接连响应 1895年5月2日       由康、梁二人带领，各省举人与数千北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                                     皇帝。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今天一早，我和蕙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清史网执委石恭及向导阎明到距离北京125公里直线距离外的清东陵，拜访了大病初愈的清陵专家徐广源老师。 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四人对清东陵内数座不开放的“野皇陵”进行了实地田野考察。尽管后来老天爷下起大雨，山区的气温骤然下降至7、8度，脚下满路泥泞，眼前又有迷雾锁陵，不过我们还是坚持完成任务。 我这次最满意的是终于去到了（清穆宗）同治皇帝的惠陵。同治帝是慈禧皇太后的独生子，他即位一年后因为患上天花而驾崩（野史称死于梅毒），年仅19岁。他的陵寝之所以独特，主要因为惠陵是清东陵里唯一一座没有衔接到主神道的帝陵。 根据清代规章制度，各座帝王陵衔接东陵主神道象征着爱新觉罗子孙一脉相承，而惠陵没有衔接主神道究竟是何原因，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得性病而死，实属不孝，因此不让他的陵寝衔接主神道；也有人说他想要收回皇权而成为母亲慈禧皇太后的政敌，因此慈禧皇太后在他死后裁撤了神道及石像生的建造，想借此机会来侮辱自己的亲生儿子。 因为各种影视剧作品的影响，慈禧太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早已是标准的邪恶婆娘形象。不过在清代宫廷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慈禧皇太后多次到惠陵祭奠亲儿子的记载，据说清人私人笔记里也出现了她屏退左右，独自在惠陵里，因为思念早逝的儿子而挥泪的文字。 在档案里的慈禧皇太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年轻丧子的母亲。这样的形象和各种野史、影视剧作品塑造的“慈禧太后”、“老佛爷”有着天壤之别。或许这就是古代假新闻对历史人物的伤害吧。 历史之所以有趣，在于很多事件曲折离奇，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也需要经过层层的抽丝剥茧，从多个角度来检视，不容许半点的捏造，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到古人的前车之鉴。 这次的田野考察，除了同治皇帝的惠陵，我们还探访了惠陵妃园寝、孝庄皇太后的昭西陵和苏麻喇姑墓及老贵人墓。

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张多尔衮半身塑像的照片，才恍然自己曾经到过他的王府。在北京，常常随便一个不经意的转角处，可以就是某个名人生前的宅院或某个历史遗迹。 睿亲王多尔衮是清朝入关定鼎中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是清太祖努尔哈齐的第十五个儿子，侄儿福临（即清世祖顺治皇帝）继位时，他是摄政王，由于皇帝年幼，他成了大清皇朝最高权力的实际统治者。 2013年末，北京的冬天冷得怕人，紧握的双手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我和友人刚逛完太庙，准备步行回到位于东城区的酒店时，走进了一个不知名的社区。在某处我们见到了这件约1点8米高的青铜像，底部写着：“睿亲王多尔衮”，而铜像身后则是建在高台上，一座不怎么起眼的寺庙。 走上前一看，才从门口上的牌子知道这是普渡寺，而周围就有一条胡同叫做普渡寺前巷。这里人迹罕至，当时只看到两三名相信是附近居民的小孩，在主殿前的广场打羽毛球。我和友人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更不知道关于这座寺院的故事，于是大约逛了一下就离开了。 岂料两年后，我在网上见到这尊多尔衮半身青铜像的照片，样子简直和我当时看到的一模一样，跟着看简介，才知道普渡寺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摄政王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史料中说飞扬跋扈的多尔衮有时直接在自己的王府内和大臣们商议政事，指的原来就是这个地方！ 我再翻阅史书，得知明朝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原本当政的明英宗正统皇帝被太监王振“骗去”，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来犯的蒙古瓦剌，结果反被对方俘虏，就在皇位空虚之际，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登基为明景帝。瓦剌军原本要用正统皇帝来和明朝政府讨价还价，但见他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将他释放回到中国。 明景帝自然没有把皇位还给他，而是尊他为太上皇，然后把他软禁在重华殿。这个重华殿就是后来的睿亲王府。 根据网上资料，睿亲王府曾在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经过重新修葺扩建，被乾隆皇帝赐名普渡寺，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修建，距今已有261年了。 如今普渡寺仅剩下山门、正殿、方丈院等建筑物保存较好，其他建筑物已被拆除，失去了原貌，这就怪不得我们当时“有眼不识泰山”了。 2013年，据《北京晚报》报道，普渡寺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那里是否已经设立说明牌，不然像我这样迷糊的访客可能就要走过、路过、全错过啦。

     我听说这座小山丘原本默默无名，只因为大约400年前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迫使明朝最后一任君主崇祯皇帝在此上吊殉国，让景山从此“出名”了，还蒙上一层幽幽的悲壮，就算时至今日，在残阳照耀下，仿佛还能见到1644年那天的惨状。      当时的景山叫做煤山，据一些史书上记载，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后，认为吊死崇祯帝的老槐树有罪，于是派人在树身上栓上一条大铁链，并称它为“罪槐”，同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示对崇祯帝的尊重。      那棵老槐树就在景山脚下，不过今天大家看到的却是后来补种的，原本的那棵“罪槐”经不起数百年的岁月摧残，已于1966年枯萎“伏法”了。如今，游人们经过这里缅怀古人时，还能看到一座书写着：“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这是故宫博物院在1930年请书法家沈尹黙写的。      我也曾在史书上读过这么一段，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大雨，躲避在一棵树下，因为这棵松树“护驾有功”，被封为“五大夫松”。      同样是树，命运却如此不同。其实一切都是人在搞的鬼，管这些树木什么事呢？它们又懂什么功过之别？人类的恩恩怨怨却要无辜的树来代过受罪，有时读历史，读到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深感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