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物斯人

今天开始清假，如不出意外的话，直到明年1月初才复工，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古代官员的封印制度。

众所周知，印信是历代王朝权威的象征，是古代公文的唯一行政信用凭证，只有加盖印信的公文才具备行政效力，《大清律例》注明：“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意思是没有盖印的话，就不要交上去啦。这与道教的符箓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符纸上都能看到不同神明的印信。

根据清朝康熙年间规定，所有官员每日公务结束后，必须亲眼看着印信入匣，而在使用印信时要亲见印信被取出。下属加盖印章时，官员也得在旁监督，不能让印信远离自己，而下属用印后也要报告盖印的数量。不仅如此，官员必须随时把印匣的锁匙带在身上，甚至提防家人偷取，由此可见印信在古代对官员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从汉朝到清朝，朝廷都规定了官员公休制度，汉代的“五日一休沐”（休沐：休息洗沐，犹休假。）常规性假日延续到元代，而明清时期公休假期则紧缩，明朝取消了常规性休沐假期和大部份节假日。到了清朝，仅剩下存封印制度成为官员一年内唯一的公休假期。当然，“工作狂”雍正皇帝每年只给自己放一天假应该属于例外，他执政13年，一共也只给自己放13天假。如果是今天的打工仔，那根据人力部规定就是违规到掉渣了。

所谓封存印信，意味着政府停止处理公务，官员进们入休假状态。根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政府在顺治元年（1644年）首次颁布了封印典礼的大致流程：

“每岁封印开印，先期礼部札钦天监择吉具题，行知内外各衙门。”

封印仪式成了高级典礼，文武官员都要把印信供奉在正房当中的桌案上，然后率领全体人员对之扣头行礼，最后再把写好的“封印大吉”红纸封条黏在印匣上面，前后为期一个月，也就是开始放假一个月。

封印仪式结束，官员可以暂时卸下公务，我们可以从不少当时官员们的文集、私人笔记或日记中，看到他们与同僚聚饮、拜访相互道贺等活动的记录。例如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满族官员富察敦崇，就详细描述了封印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汉族官员孙宝瑄也记录了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印交班讫，遂衣冠以待。会沈雨老至，群登堂揖贺。在邮司与同僚射灯谜为戏”。

这与我们今天同事之间下班后聚餐聊天，喝几杯小酒相似，古人的生活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多姿多彩，但本质上差不到哪里去。

此外，清朝统治者也尽量保证官员们在封印期间得到充分休息，与家人团聚。好像在雍正十三年年底，直隶总督李卫想进京面圣，恭贺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一个元旦令辰。可是乾隆爷批复叫李卫不用来了，让他留在保定（直隶总督的府衙所在地）和家人团聚，享尽天伦之乐。而在封印之后不久，就要进入庆祝农历新年的准备阶段了。

当然，封印休假一个月也不是绝对的。为了避免政府瘫痪或国家政务停顿，顺治二年时，朝廷就规定官员普遍休假的情况下，还是必须“要务立办”，确保政务运行有序。不过虽然朝廷规定封印期内若遇到要紧事，还是必须马上办理，但没有写清楚什么才是“要务”。于是通过档案、官员的日记等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必须、马上、立刻、现在办理的要务主要包括：军务、重大民生事项（例如赈灾、命案、殴斗等）及关系到王朝安危的事情。

其中例如发生命案，地方官员绝对不能等到开印之后再处理，必须马上进行调查、派仵作验尸、搜集证据、审问疑犯等等；有人斗殴，必须马上验伤、处理一切调查工作，不可能等到一个月后人家伤口愈合，黑青肿胀都好了才来办案。

有学者指出，不同官员在封印期的实际休假状态也有差异，有勤政爱民的官员在封印后仍劳心于细事，孜孜为民。

光绪二十一年，广东陆丰知县李平书谒见巡抚马丕瑶，得到马丕瑶夸奖：

“君于封印后，不惮劳苦，为一古庙整顿僧规，可见平日孜孜为民矣。吾入粤境遍访州县，无一若君勤民者，真好官也。”

旋即被“奏保循良，传旨嘉奖”。

这里说的是广东陆丰知县李平书拜见巡抚马丕瑶，想和他讨论有关整顿一间古庙的事情。马丕瑶认为从这件小事能看出李平书平时为国为民，并且评价说在广东境内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勤劳的官员，之后还请皇帝下旨嘉奖，给他工作好评。

古代的通讯设备不如现在发达、先进，朝廷还需要通过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等方式和各省督抚、官员沟通，而如今老板要找员工绝非难事，只要一通电话、一个WhatsApp信息或一封电邮，下属绝对没有装傻、装迟钝的理由。不过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人们对做事情，尤其是官员处理公务的态度都不应该有逃避的心理，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哪怕是在休假期间，只要是重要、紧急的事情，就应该优先处理。这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皇帝老板的嘉奖或丰厚的表现花红，而是一种对待工作本身的专业态度与尊敬。好啦，开始放假了，不聊啦~